11月28日，在几内亚比绍首都比绍，人们在市场上采买。\n 几内亚比绍过渡总统奥尔塔·因塔阿27日签署总统令，任命托马斯·贾西少将为几比武装部队总参谋长。军方当天宣布，28日起解除人员和物资流动限制措施。\n 几内亚比绍军方26日宣布“全面掌控”国家权力，时任总统恩巴洛被解职。因塔阿27日宣誓就任该国过渡总统，任期一年。\n 新华社发
几内亚比绍军方上月26日突然发动政变，逮捕总统恩巴洛，解散所有公共机构，暂停选举程序，关闭陆海空边境并实施宵禁。该国高级军官奥尔塔·因塔阿随后宣誓就任过渡总统，任期一年。
这场政变发生在总统选举结果公布前一天天臣配资，直接打断了该国本就脆弱的民主进程，几内亚比绍成为2020年以来西非地区第九起军事夺权事件的发生地。
秩序恢复的可能性极低
此次政变是几内亚比绍独立后多种矛盾长期积累的必然爆发。自1974年从葡萄牙殖民统治独立以来，该国至今已发生5次成功政变，19次未遂政变，使其成为全球政变频率最高的国家之一，堪称“政变者温床”。
此次军事政变的直接导火索，是选举混乱引发的政治危机。恩巴洛总统于2020年2月正式就职，反对派阵营坚称其任期应在今年2月届满。恩巴洛政府则以稳定局势为由，两次推迟大选。同时，选举委员会将反对党核心候选人排除在总统候选人名单之外，这些举动激化了朝野对立。11月23日选举投票结束后，恩巴洛与独立候选人费尔南多·迪亚斯·达科斯塔均宣称自己获胜天臣配资，互相指责对方“存在舞弊行为”。
政变也反映了几内亚比绍军政失衡的历史积弊。该国独立后即形成“军队主导政治”的特殊生态，历次重大权力交接均离不开军方的直接介入。文官政府名义上拥有军队指挥权，但国防预算审批、高级军官任免等权力被军方掣肘。此次，曾担任陆军参谋长的因塔阿绕过政府直接夺权，正是军政失衡积弊的集中爆发。
作为联合国认定的最不发达国家之一，几比经济基础极为薄弱。工业领域除小型腰果加工厂外，几乎无成型产业。根据世界银行数据，该国2024年人均GDP约963美元，贫困率接近40%，人均预期寿命仅为64岁。民众对政治精英的腐败和无能普遍感到失望，这种广泛的社会不满情绪为军事干预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土壤，或至少降低了民众对政变的抵抗意愿。
政变后，国际社会干预能力有限。政变后次日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（西共体）就召开紧急峰会。但西共体的心态显然是复杂的，一方面要延续该组织对军事政变“零容忍”的一贯立场，另一方面也试图通过外交沟通避免阵营内部对抗。尤其在布基纳法索、马里和尼日尔三国发生政变、组建邦联并宣布退出西共体后，西共体的应对举措必须慎重，不至于激化致其倒向三国。从历史经验看，2012年几内亚比绍政变后，国际社会的外交施压与制裁都未实现权力回归文官政府。此次军政府依托对军队的绝对控制，宪法秩序恢复的可能性极低。
向军事冒险家传递危险信号
从区域视角看，此次政变是2020年以来西非地区的第九起军事夺权事件，这进一步强化了萨赫勒地区“政变地带”的概念。它向该地区乃至非洲潜在的军事冒险家传递了一个危险信号，即通过武力推翻民选政府的行为，不仅不会面临不可承受的后果，甚至可能成为解决国内政治危机的“捷径”。这种示范效应极大地削弱了地区的政治稳定。在已发生政变的国家，军方可以进一步巩固权力。在贝宁、多哥等存在政治分歧的国家，政变风险则显著上升。7日，部分贝宁军人通过国家电视台宣布解除总统塔隆职务。贝宁总统府随后发布消息称，塔隆目前安全，贝宁武装部队成功挫败此次政变企图。
持续不断的军事夺权，暴露了地区治理工具的局限性。面对夺权的军事当局，非洲联盟只是暂停其成员国资格，西共体虽采取了若干制裁措施，但显然缺乏足够的经济杠杆和军事力量。最终结局往往是默认或被迫接受既成事实，与政变者谈判。显然，这种无奈沉重打击了非洲大陆艰难推进的现代化进程，暴露了地区组织在维护宪法秩序上的力不从心，并迫使人们重新审视民主形式与治理实效之间的关系。
对于国际社会，特别是非洲地区组织而言，几内亚比绍的教训是深刻的：防止政变的发生，远比在政变发生后寻求补救措施更为重要。而这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和支持，用于帮助像几内亚比绍这样的国家构建有效的国家制度、促进包容性的经济发展、打击系统性腐败，从而从根本上铲除军事干预的政治土壤。否则，非洲可能陷入新一轮的动荡。
（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）天臣配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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